2006年纽约,宋子文大女儿宋琼颐和吴景平教授合影

宋子文老照片及签名和书信来往。图片提供：吴景平

宋子文老照片及签名和书信来往。图片提供：吴景平

　　早报记者 韩晓蓉

　　复旦大学有关学者目前正在推进一项旨在更全面、更客观把握中国近代史的大事。复旦大学亚洲研究中心主任、民国史研究专家吴景平教授昨天透露，正联手全球知名智库美国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所，逐步整理和公开该所珍藏的民国史料，这些史料此前从未与人“谋面”，包括蒋、宋、孔、陈四大家族在内的民国“绝密档案”，将从明年起陆续出版。根据复旦与胡佛开展的合作项目，预计明年第一季度，首批3本文献将在国内面世、全球发行，为人们解读那段历史提供珍贵的资料。

 

　　从2004年起，复旦与胡佛研究所开展合作。吴景平也因此成为国内少数几位多次进入胡佛专门研究这些档案的学者之一。2005年以来，吴教授三赴胡佛研究所，每年要在胡佛研究所呆两个月，阅读摘录蒋介石日记、宋子文档案和其他重要史料，对文献进行整理、研究，并提出出版计划，是国内为数不多对这些新公布的史料具有发言权的学者之一。

　　明年第一季度，“复旦－胡佛近代中国人物与文献研究系列”的首批著作就将出版，它们是《蒋介石宋子文战时往来电报选》、《宋子文与他的时代》、《宋子文与战时中国学术讨论会论文集》。作为该丛书的主编，吴景平介绍说，这三本书都是中英文对照，旨在为国内外学者提供一手资料，而且，复旦学者还对文献中的很多内容作了注释。其中，《宋子文与他的时代》包括宋氏后人提供的数百张照片、若干宋子文往来书信原稿复制件、宋子文的死亡证书等重要文献，具有特殊的史料价值。

　　这些资料的首度公开，可以订正以往文献的错误，有助于更深入、准确地了解当时的历史事件，从而对历史人物作出更客观的评价。

　　2005年，蒋家后人把蒋介石、蒋经国两人的日记等大批珍贵史料全数交予美国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所保管整理，从1917年到1972年，长达50余年的蒋介石日记有望陆续开放。蒋介石日记曝光让他走下神坛和祭坛,学者们还指出，蒋介石日记的公布有助于人们重新审视以往的历史叙述，对中国近代史的某些重要事件和人物得出更全面的结论。关于非常引人关注的《蒋介石日记》，吴景平表示，蒋氏后人只是让胡佛暂时保存日记50年，目前蒋介石的日记只开放到1945年底，且学者只能查阅和手工摘录，不能复印、拍摄、输入电脑，所以日记的出版尚未提到议事日程。但他透露，复旦正在与有关人士接洽，希望能让日记早日全部公开，并首先在大陆公开出版。“国共两党的历史、昔日民国显族的历史研究得越全面、越充分，我们的获益就越多。”吴景平说。

　　史料摘编

　　蒋介石骂宋子文“飞扬跋扈”

　　宋子文既是协助蒋介石成功稳定国民党政权的关键人物，又是一个深受“四大家族”惯性思维模式影响、被公众及学术界长期“误解”的悲情角色。

　　现存的中外学术著作，很多把宋子文描述为国民党特权分子、亲英美派代表、腐败和贪财。宋的家庭和蒋介石的密切关系使得他招来诸多责难。

　　整个国民党政府的财务系统是宋子文一手建立起来的，他还是中央银行的创办人。为了发展国民党经济制度，势必与许多国民党元老有冲突，有时候是利益冲突，更多的是观念的冲突。他毕业于美国著名的哈佛大学，观念开放，务实开明，多有主见，而国民党内部很多官员对经济运作非常陌生，这种矛盾冲突因而时有发生，为此他也多次与蒋本人闹翻，而且是国民党高层中极少数敢在蒋面前拍桌子的人。1928年———1933年，宋子文曾经先后四次辞职，几乎都与财政有关。另外一个可能的原因是，在1930年代初期，宋曾大力鼓吹中国应当与美英等西方国家结盟，以遏制日本的军事扩张。

　　然而蒋介石同许多国民党高官，更热衷于“攘外必先安内”的政策。宋对此并不赞同，这也许是他为什么在1933年选择离开政治舞台的原因之一。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宋子文就主张和美国联络，引进欧美的力量。可蒋认为中国真正的威胁不是日本，而是苏俄，所以他当时一方面希望能够延缓中日大战，保持“和谈”的渠道；另一方面则期待日本与苏俄能够一战，以减少中国战场的压力，最终的结果是，期望落空，他不得不在1940年6月，派宋子文作为特使，寻求英美等西方国家的援助。1941年底，太平洋战争爆发后，宋子文被任命为国民政府外交部长，直至1945年抗战胜利前夕再次辞职。

　　宋代表蒋介石长期在美国寻求政治及军事支持，不但改善了中美关系，还成功争取到5亿美元的经济援助。他显示出高超的外交手段和公关游说技巧，与罗斯福总统成为好友，经常见面（可以随时打电话聊天），并成为白宫的座上客；而且与美国政府军方、财政的高层官员关系密切，与财政部长摩根索交好（一起去打猎），以至于当时美国媒体质问摩根索到底是做美国的财政部长还是做中国的财政部长。即使在此期间，蒋宋之间的冲突仍时有发生，特别是在对史迪威的去留问题上产生的矛盾直接导致宋被软禁，蒋在日记中均有记载，还多次骂宋“飞扬跋扈”。韩晓蓉

　　宋子文炒股是典型散户心态

　　在美国作家斯特林·西格雷夫出版《宋家王朝》一书中称，宋家王朝聚集了这个时代最大财富的一部分，《不列颠百科全书》称，“宋子文是地球上最富有的人。”然而，根据史料的记载，在宋子文所处的那个时代，不要说全球范围，即便在中国，宋子文也谈不上是最富有的人。现在的宋子文档案，经有关方面核实，在1940年左右宋子文的财产为200万美元，到1971年宋子文去世时，加上房产等变卖他的总资产达800万美元，扣除200多万美元税款后，宋子文遗留给夫人张乐怡的遗产为500多万美元。晚年宋子文档案中，当时宋子文非常关注股票和债券的价格，他会仔细抄下股票行情，用笔记下股票原始价、涨跌幅度，这是散户的个人理财心态，比尔·盖茨显然不会关心这些。目前为止，无论是在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台湾的档案机构以及胡佛研究所的宋子文档案中，还没有发现大家所公认的足以证明宋子文“贪污”的证据。韩晓蓉

　　蒋介石是如何快速崛起的

　　2006年春天，蒋介石日记在胡佛研究所第一次对公众开放，蒋如何由一个中高层军官迅速崛起成为党、政、军领袖，成为众人关注的焦点。蒋介石最初追随孙中山时，仅仅为广东陈炯明部队中的一个参谋长，其官阶、资历均无法与许崇智、陈炯明等人相比，可在短短10年之内，就跃升为国民党最高领袖与军事统帅，而且凌驾于国民政府内部的实力派胡汉民、汪精卫等人之上，除了政治手腕的运作，还有更为深层的原因是与蒋的特殊背景有关。蒋是同盟会中极少数受过正规军事训练的军人，无论谁主政，都要仰仗他军事上的长处。另外，蒋博得孙中山的信任，还有一个特别的原因：孙对蒋有不可言传的特殊情结，1912年1月14日，蒋刺杀光复会领袖陶成章，除掉了孙中山最主要的政敌，蒋早已是孙属意的接班人选。蒋的特殊性还在于，他不是军阀，故而具有一般军阀所没有的心胸与眼界。在日记里他经常谈论中国形势，以及与日、俄、欧、美的国际关系等等，与当时军阀只关注自己地盘与势力的内斗相比，更具现代意识。另外，蒋还得到宋子文、孔祥熙的大力协助，尤其稳定了江浙地方财团对南京国民政府的支持，这让其政治对手汪精卫、冯玉祥、阎锡山等无法与之抗衡。这些因素都是蒋能够迅速崛起的重要因素。韩晓蓉

　　蒋介石欲通过事实占领收复香港

　　在准备出版的《蒋介石与宋子文电报选》中收录的1943年电报显示，当时，英国在西藏问题上对中国无理指责，对此，宋子文与丘吉尔进行了针锋相对的交涉。蒋介石闻讯后接连给宋发电报，支持宋的主张，要求他顶住英国的压力。这表明当时在西藏问题上，蒋介石、宋子文对民族利益的维护。《蒋介石日记》还记载，1943年1月中英签订的平等新约中，没有中国收回对香港主权的要求。中方为何作这一让步呢？史学界没有形成一致的观点。吴景平在蒋1942年12月30日的一篇日记里发现，蒋介石一方面对英国的态度感到“此可忍孰不可忍”，但又写道：“只要正约签订后，则九龙香港必为我军先行进占，造成事实，虽无文字之保留，亦何妨耶。”就是说，蒋介石考虑在盟军反攻时，中国及时派兵进入香港，接受日军投降，造成中国收复香港的既成事实。韩晓蓉

　　人物介绍吴景平教授以《宋子文评传》、《宋子文思想研究》、《宋子文政治生涯编年》等著作享誉学界。他曾赴美国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所悉心研究宋子文档案，并数次前往南京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以及台湾地区的档案机构发掘相关史料，并且发起和主持了近日在复旦大学召开的美、日、韩以及中国内地、香港和台湾地区著名学者云集的“宋子文与战时中国”国际学术研讨会。

　　给历史人物全面、客观评价

　　早报记者 韩晓蓉

　　在胡佛研究所多次访学的过程中，吴景平教授对于宋子文的认识和研究一次比一次深入，他的愿景是让更多的珍贵档案在国内出版，是为了让国人更科学地认识这段历史。同时给大陆学者客观、全面研究民国史创造更好的条件。

　　吴景平教授在研究档案的过程中有了许多新的发现，2005年，在胡佛研究所两个月，侧重研究抗战时期宋子文的人际关系，尤其是宋子文和国民党政要和名人间交往的信件、电报、与美方会谈记录等，以及宋子文带到美国的国民政府重要政策文件。胡佛研究所典藏的宋档的开放度相当大，其中有不少内容是反映宋子文的私人生活的。吴景平教授坦言，宋子文档案有几十盒，每盒都有数以百计的文件，其中大量是英文档案，中文档案有很多是手写稿，字迹辨认很困难。“这些资料用特殊方式记载了我们国家、民族、社会发展的特定历史阶段，我们从中可以了解到很多问题，获取很多重要信息和经验教训，它不仅仅属于胡佛研究所，也不仅仅属于宋家后人，而属于我们整个国家和民族。”吴景平说。

　　珍贵史料出台始末

　　早报记者 韩晓蓉

　　胡佛研究所，世界最知名的历史研究机构之一，很多民国档案为该所独有。胡佛研究所（全称“胡佛战争、革命与和平研究所”）成立于1919年，是美国前总统赫伯特·胡佛为其母校斯坦福大学创建的。胡佛创立该研究所的目的是收集与一战的形成和发展有关的历史资料和文件。胡佛研究所是重要的保守政策研究机构，有“右翼思潮的思想库”之称。该研究所主要得到加利福尼亚财团和洛克菲勒财团的支持，摩根和梅隆财团对其也有相当影响力。

　　胡佛研究所2004年4月对外公开所藏的宋子文档案，供研究使用。由于宋子文是中国近代史颇具影响力家庭之一的宋氏家族长子，胡佛研究所资深研究员马若孟表示，宋子文档案每件资料都很有价值，包括他关于“西安事变”的日记，及他与二次大战时期与盟军中国战区参谋长史迪威将军的谈话内容，“都是非常新鲜的史料”。据了解，当时胡佛研究所公开的宋子文档案共计66盒，分为3部分，后面2部分(共25盒)首度开放阅览。其中第一部分是宋家在1970年代就捐给胡佛研究中心的文件，约3万件已陆续开放给学者阅览；第二部分是与蒋介石和宋美龄相关的文件，过去因顾虑宋美龄仍在世，未能公开；第三部分(59到64盒)则是冯英祥(宋子文长女宋琼颐的长子)于2004年3月捐出的2000多件重要文件。

　　2005年，蒋氏后人宣布，把《蒋介石日记》、《蒋经国日记》暂存胡佛研究所50年，至此，四大家族档案文献和日记皆入胡佛研究所。胡佛研究所对此事定义为“1949年以来中国研究最大突破”的史料揭秘。史料除了蒋介石日记、蒋经国日记外还包括国民党档案、宋子文档案、中华妇女联合会档案等，在公开宣布仪式后这些档案数据将陆续开放给公众研究阅览，不过，胡佛研究所并未取得两蒋日记手稿的所有权，而是蒋家以“暂存”名义入藏，待两岸问题解决后，仍将回归中国内地收藏。到那时，从1915年到1972年，长达50余年的蒋介石日记才全面曝光。

中国最引以为豪的建筑奇迹──三峡大坝项目正面临着山体滑坡和水污染等始料未及的问题，从而使这个代表着中国改造大自然成果的项目遭到新的质疑。

三峡大坝主体工程一年前才竣工，大坝上游640公里的长江水域成为一个大水库。而如今有地质学家称，三峡大坝拦截水量的庞大重力已开始在好几个地点侵蚀长江陡峭的河岸。再加上水位波动频繁，因而引发了一系列的滑坡灾害，也使得像庙河这些大坝附近的地区的地质结构被破坏。庙河是一个距离三峡大坝上游16公里的村庄。当地官员担心，一旦整个山坡塌入水中，附近的居民将因此丧命，同时还会威胁到至关重要的长江水道运输。

危险因素还不止这些。中国的科学家称，大坝阻挡了淤泥流向下游，使包括上海地区在内的长江入海口收缩，海洋的咸水正在倒灌入内陆。世界自然基金会(World Wildlife Federation)今春公布的一份报告称，通过大坝的水流速度目前正在加快，对下游的防洪大堤造成破坏。未经处理的污水和化肥残留物被不断排入大坝水库，导致巨型水藻生长泛滥，并威胁到下游的水供应。而水库水位的波动也被认为是湖南省农民所遭遇奇特鼠灾的根源。


从三峡大坝暴露出来的问题可以看出，一方面，中国这个正迅速向工业化迈进的国家急于摆脱自然界的束缚，而另一方面，它为此努力的结果却是适得其反。三峡项目的启用正逢国外生态学界对兴建大坝的做法重新进行审视之时，经济学界也有相同的看法，他们认为此类耗资巨大的项目只有靠国家补贴才能生存下来。

由于中国面临日益严重的缺水问题，长江环境变化带来的问题正使得局势变得更紧迫。在全国各地，上百万吨未经处理的污水、工业废水和农药残留物将湖泊变成了藻类泛滥的污水池。据官方统计，中国半数以上的主要水道都受到污染，水中的鱼类正逐渐消亡，水也无法用于灌溉或是饮用。中国政府表示，现有超过3亿人（接近中国四分之一人口）缺乏干净的饮用水。

更糟糕的是，据新华社报导，中国8.5万座水库中超过三分之一存在“严重”的结构问题。今年春天，中国水利部一位副部长将水库比喻成会威胁到下游地区人民生命和财产的“定时炸弹”。1975年，中国河南某个水坝垮塌事故酿成万人以上丧生的惨剧，而这件事直到最近才被公诸于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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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水问题的中心话题正是三峡项目，它是中国最大也是最壮观的水库。中国的新闻媒体已开始对三峡大坝存在的问题进行报导。虽然政府方面一直未对大坝和水库的问题公开表态，却已悄悄地制定了一套塌方事故早期预警机制，并支持对划定高危地区的研究。政府还投入资金用于建设水处理厂、和加固约2,250公里的河堤。

中国负责保护长江环境和水资源的政府部门──长江流域水资源保护局(Yangtze River Water Resources Protection Commission)原局长、环境学家翁立达称，我们考虑了所有可能发生的状况，但所有的问题都比预想的严重。翁立达现担任长江论坛(Yangtze River Forum)秘书长，该组织是为政府与非政府组织共同研究长江流域环境问题而设立的。

负责管理三峡大坝项目的长江水利委员会(Changjiang Water Resources Committee)拒绝接受采访。

在庙河这个世代种植柑橘和梯田水稻的村庄，人们可以察觉到一些变化。在三峡大坝修建过程中，庙河的一百多名村民险些就和130万三峡移民大军一样，离开家园，搬迁到别处居住。

今年春天，村民们发现一条长200米宽1厘米的裂缝横贯稻田。而不久之后，大坝开始放水为夏季汛期作准备。

到了5月初，雨季来临使水库水位再次上升，距离庙河村不远处的地点在5天内发生了4次坍塌。村民反映说，他们可以听到房屋内木质结构由于地面移动而开裂的声音。政府也要求他们疏散。

在1小时路程外的秭归县新县城，政府官员们面临着新一轮的重新安置问题。为了水库建设需要，曾经有大约10万人被安置到新的地方居住，如今当地官员担心的是，还会有更多的人需要重新安置。秭归县三峡移民安置办公室的崔少峰（音）表示，情况的变化速度要快过我们的计划。

长江全长约6,400公里，是全球第三长的河流，它发源于青藏高原的冰川，穿过华中地区的崇山峻岭后奔流直下华东大平原并最终汇入大海。千百年来，长江河道三峡段重重峡谷的激流和暗礁一直是船家的恶梦。长江流域的洪水更是时常肆虐。有数据显示，仅上个世纪长江洪水就吞噬了约30万人的生命。

建设长江大坝是中国领导人长期以来的梦想，一方面是想利用其水利资源，但更主要的是为了防止洪灾。现代中国的奠基人孙中山早在1919年就曾设想过建造长江大坝。而坚信人定胜天的毛泽东更以“截断巫山云雨，高峡出平湖”的诗句来表达他的愿望。

从上世纪五十年代末期开始，中国曾经数次批准三峡大坝的建造，但因为存在技术难题，又数次被搁置。到了上世纪八十年代末，该计划仍然面临诸多质疑。持反对意见的人认为，建造大坝和水库不但会迫使大量农民向城市迁徙，还会毁灭当地一批中国最宝贵的历史遗迹和庙宇。

1989年4月，中国政府对批评意见作出回应，宣布将把三峡大坝计划再推迟至少5年。可几个月后发生的天安门事件让反对声音沉寂了下去，于是在1992年科学家和工程师们完成了最终的环境可行性评估报告，同年晚些时候，该计划经全国人大审议并通过。但在那一次投票过程中，近三分之一的人大代表投了反对或弃权票。这对习惯于“俯首”的他们而言，实属罕见。

即使到了三峡项目1994年正式动工时，争议仍然存在。美国政府和世界银行(World Bank)迫于人权组织的压力也撤回了对该项目的支持。2000年，包括参加了三峡项目可行性研究的部分工程师在内的中国工程学界顶尖学者发表了一封公开信，抗议为追求利润最大化而以较原计划更快的速度为大坝蓄水。

问题最早于2003年6月出现，在三峡大坝下闸蓄水两周以后，当大坝水位突破90米后向135米逼近时，峡谷的边坡在水压的作用下开始被侵蚀。

7月14日，一条长江支流发生特大滑坡灾害，滑坡山体长、宽均在1公里左右，而厚度达18米。13名农民被吞没在泥石流中。滑坡体进入长江支流后激起两层楼高的大浪，摧毁了20余艘船舶，并导致11名渔民丧生。虽然官方称此次灾害乃暴雨所致，但地质学家称，是江水水位突然变化导致了河岸岩石松动。

180米高的三峡大坝于2006年5月竣工，耗费至少220亿美元。一旦该水库于今年晚些时候全面投入运转，所容纳的水量将达19万亿公升，相当于美国全年淡水消耗量的五分之一。三峡水电站每年将发电18,000兆瓦，是胡佛大坝(Hoover Dam)的20倍。

翁立达认为，为了防止洪灾，建设三峡大坝是必要的。而现在他最头疼的问题是水库水质的恶化。一份翁立达联合署名的世界自然基金会报告称，工业废水和化肥残留物造成三峡水体中的氮和磷含量较10年前上升了10倍。

生活污水也被排入三峡水库。据世界自然基金会的报告称，长江流域的污水排放量激增，2000至2005年间增长了一倍以上。而在这一地区生活着1.6亿人，其中包括位于三峡大坝上游640公里处全球最大都市──重庆的3,000万人。在1995至2005年间，长江流域的经济年均增长率为12.6%，超过全国平均水平，该地区正迅速从农业经济向重工业经济转型。

科学家和政府官员声称，该地区有许多污水处理厂，污水在排入水库前会先经过处理，但实际上一些污水处理厂并未与城市排污系统相连。三峡工程建设委员会(Three Gorges Project Construction Committee)水库管理部副主任周伟（音）承认，排入三峡水库的污水正在增加。他表示，政府已投入更多资金确保处理厂能24小时运转。

从一开始，泥沙淤积就是工程师们所担心的问题。长江每年要携带5亿立方米的泥沙进入三峡，但其中大部分都无法排出去，水库因此将出现淤塞，三峡大坝进而有可能垮塌。工程师在大坝底部设计了23道闸门用于在汛期冲走泥沙。据他们估计，该系统可保证三峡水库在今后一个世纪维持90%甚至更高的库容。不过有意见认为，泥沙淤积的速度在加快，并最终会导致大坝无法承受洪峰。

而在长江中、下游地区，泥沙淤积状况的变化则会产生另外的问题。随着水中沉淀物的减少，阳光可以照到更深的水中，进而促进那些既能吸收污水和化肥残留物养分又具备光合作用功能的水藻旺盛生长。

而周伟认为，大坝并非导致水藻孳生的原因。水藻问题没有工程建设委员会预想的那么严重，只在长江的支流出现小规模的爆发。但他并没有对下游流域水藻增多作出解释。

三峡大坝是否能履行其调节洪水这项主要的功能也受到质疑。今年7月长江上游地区连续数周大雨，形成了自1998年来最大的一次洪水，98年那场大洪水导致长江中、下游地区数千人丧生，当时三峡大坝尚未建成。8月1日政府宣布洪峰安全通过三峡大坝，并将长江中、下游地区的安澜归功于大坝的防洪功能。

然而批评人士称，尽管大坝能起到调节洪水的作用，但却有可能因一个意想不到的原因酿成下游地区洪水泛滥。当江水冲过狭窄的坝口后，就进入了华中大平原地区。在没有三峡大坝的时代，长江流入该地区后水流流速通常会放慢，长年的泥沙淤积使这段长江成为“地上河”，要靠堤岸来约束，就像美国的新奥尔良。而世界自然基金会称，由于大坝阻拦了大部分淤泥，使江水携带的泥沙量减少，导致江水流入华中大平原时流速加快、冲力加大，进而对这里地上河的堤岸造成威胁。

与此同时，滑坡也是地质学家们关注的问题。长江三峡是在距今3亿至7000万年前通过江水不断侵蚀岩石而形成的，虽然三峡大坝是建于石灰岩结构之上，但在这层石灰岩之下，却是砂岩、页岩和泥岩，这些都是质地较软并容易发生塌陷的结构。随着大坝管理部门按照洪水预报不断调整水位，江水渗入大坝地下岩层以及巨大的水压变化会削弱库区堤岸的强度，进而出现垮塌的危险。

伦敦帝国学院(Imperial College London)一个科学小组今年早些时候在《工程地质和水文地质学季刊》(Quarterly Journal of Engineering Geology and Hydrogeology)发表文章称，边坡失稳是三峡地区最普遍自然灾害的成因所在。他们还警告说，情况可能会变得更糟。

该文的作者之一──伦敦帝国学院地质学家伊欧尼斯•弗尼阿迪斯(Ioannis Fourniadis)在观察过秭归、巫山和巴东县（这三个县的总人口超过百万）的卫星照片后发现，3%的边坡处于活跃的下滑状态，7%的边坡因为修路等活动而不稳定，另有15%基本稳定。其余边坡由坚固的石灰岩构成，发生滑坡的危险很低。

京都大学(Kyoto University)灾难预防研究所(Disaster Prevention Research Institute)数十年来研究峡谷地质的科学家汪发武表示，滑坡还可能引发水啸。狭窄的峡谷会起到放大岩石塌落所激起水浪的作用，引发下游巨浪。类似的灾难曾于1963年在意大利北部的维昂特水坝(Vaiont Dam)发生过，导致两千人丧生。

中国国土资源部(Ministry of Land Resources)某发言人将今年泥石流灾害高发的原因归咎于入春以后的大雨。他表示，早期预警机制已经探测到了一些重大泥石流灾害，政府正在教给当地人如何识别将发生滑坡、泥石流的征兆。

在离庙河村1公里的地方，通往这个村庄唯一的碎石路会经过一个泥泞的隧道。村民们已经暂时安置在这里，睡在塑料帐篷中。地方政府正在附近清理场地供村民们建造新房。新的村址距离同一条河有1小时步行路程。

政府为村民建新房提供了一些资金。但村民们觉得这还不够。他们可以在这里种植水稻、柑橘和茶叶，但他们抱怨这块土地不够好。为解决村民们未来窘迫的生活问题，当地政府将为庙河村的女性出嫁提供嫁妆，鼓励他们嫁到外地。

正在建造新屋的52岁村民韩庆喜（音）停下手中的活计说，“这一切都是在蓄水后不久才开始发生的。他们说这里会更安全。”而在不远处，巨大的推土机正在山腰上平整土地。

二、审计查出的主要问题

(一)部分项目违反招标投标、建设资金使用等方面的规定。

1.虽然34个项目都实行了招投标制度，但其中20个项目执行招投标制度不严格，有些项目涉嫌有幕后交易，个别项目存在商业贿赂，影响了工程质量。

一是建设单位指定分包和施工单位违规转分包问题。其中：建设单位违规直接发包和指定分包工程17.96亿元，施工单位违规转分包工程72.39亿元，两者合计占抽查项目合同总金额的36%。抽查其中8.01亿元转分包工程发现，施工单位从中违规收取管理费0.92亿元，部分工程转分包给不具备相应资质的施工队甚至个体包工头，其中3个项目因偷工减料造成质量缺陷。如新疆昆仑路港工程公司等4家单位在安徽省蚌埠至明光高速公路建设中，将8497万元的工程分包给36个无资质施工队，收取管理费1946万元。投资2813万元的重庆市长寿至万州高速公路的边坡绿化工程被转包4次，承包单价由130元/㎡降到42元/㎡，建设资金在中间环节被抽取了70%，其中一个体户将工程一次转包就非法获利672万元；抽查边坡绿化工程中的24个项目发现，设计规定的安装锚杆均未实施。浙江省丽水至青田高速公路第19标段被层层转包，最后由两个既无资质又缺乏施工能力的包工头组织施工，而由其承建的高速路桥工程中，仅119根桩基就有46根存在严重质量缺陷。

二是少数地方领导利用职权违规插手工程招投标，谋取私利，造成国有资产严重流失。如青岛市交通局原局长等人在黑龙江省同江至海南省三亚高速公路青岛段建设过程中，将部分工程项目指定一名临时工假冒和借用其他公司名义承包，并按高价结算，造成公路建设资金损失1300多万元。2001年以来，四川省达州市检察院原检察长利用检察机关监督预防交通部门职务犯罪之机，为其亲属承揽大竹至邻水邱家河高速公路边坡绿化工程，结算单价明显高于当地同类工程，违规获利249万元。

三是5个项目的投标和评标存在幕后交易。在安徽省蚌埠至明光高速公路路基工程15标段招标过程中，建设单位——安徽省蚌明高速公路开发有限公司按照原董事长的授意，违规使安徽省公路工程总公司中标，然后又以“施工量大”为由，要求该公司将其中三分之一的工程分给蚌埠市路桥工程有限公司。在这一要求得到满足后，才与安徽省公路工程总公司签订价款为7402万元的合同。审计还发现，一些单位和个人，以“中介服务”为幌子，采取各种手段“帮助”施工单位中标，从中收取好处费1374万元。如中铁二十局三公司在浙江省丽水至青田高速公路的招投标中委托一家民营企业主进行“对外公关”，公司中标后，将其中的6700万元的工程发包给该民营企业主，后者又将工程转包给另外两个包工头，从而非法获利510万元。

2.26个项目所涉及的交通主管部门及建设单位挤占挪用或利用关联交易套取建设资金21.58亿元，用于其他项目建设、招待和发放奖金等。

一是湖南、广西等6个省(区)交通管理部门或其下属单位利用关联交易套取建设资金1.96亿元。如1999年以来，广西自治区交通厅基建管理局采取通过所属职工技协向施工单位收劝咨询费”等方式，套娶截留并私分建设资金2600多万元。2000年以来，湖南省高速公路建设开发总公司职工技协利用与上级单位的关系，以所谓“联营”方式帮助施工企业承揽工程，违规收取资金1090万元，用于成立私人公司和给上级单位发奖金等。2000年至2005年3月，内蒙古自治区交通厅机关事务中心下属的碎石场，在向呼和浩特至老爷庙高速公路提供石料中，以虚列成本等方式套取建设资金1279万元，其中70%上交自治区交通厅(至审计时已有413万元用于招待和发放补贴等)，30%给了项目建设单位。

二是吉林、陕西等省(区)26个高等级公路项目建设单位挤占挪用建设资金19.62亿元。至2004年底，吉林省四平至白山高等级公路建设单位挪用建设资金9608万元，用于其他公路及市政工程建设等，并将市政工程建设投资费用等7226万元挤入该高等级公路项目成本。陕西省高速公路开发公司承担两条高速公路建设采购材料时，通过向建设单位收劝材料采购保管费”、向材料供应商收劝联合投标代理费”的方式，违规获利7727万元，用于其他项目建设和该公司的日常开支。还有一些建设单位管理费严重超支，如2003年8月至审计时，广西自治区河池至南宁高等级公路建设单位巧立名目，安排20批共141人次出国，累计支出977万元。

3.因勘察设计失误，盲目赶工期等原因，造成损失浪费和增加投资32.47亿元。

一是16个项目因勘察设计失误，违反基本建设程序，盲目赶工抢工等原因，造成损失浪费和增加投资27.18亿元。如贵州省一家设计单位的部分领导收受贿赂296万元后，将遵义至崇溪河高速公路的地质勘察工作违规分包给10家单位；因部分勘察人员不具备勘察资质，造成勘察结果与实际地质状况严重不符，使工程增加投资和损失浪费共7.2亿元。内蒙古自治区交通部门在呼和浩特至老爷庙高速公路建设中，为追求速度，将4年工期压缩为28个月，并以未经批准的初步设计方案进行招标，后因批准的设计方案较初步设计方案有变化，实际弃土量超过设计弃土量513万立方米，增加投资3827万元。

二是10个项目的建设单位审核不严，少数工程技术人员甚至弄虚作假，导致多计工程款5.29亿元，占合同价款的9%。如武汉市绕城高速公路东北段工程建设单位少数人员和监理人员在收受、索取施工单位贿赂300多万元后，纵容甚至“帮助”施工单位虚报工程量、违规提高项目单价、违反合同规定多付工程款等，套取建设资金2400多万元。2002年8月至2003年3月，承担贵州省遵义至崇溪河高速公路两个隧道的一家施工企业，利用伪造的产品质量检验单、采购单据，虚报材料采购量和使用量，套取工程款1905万元。

(二)一些地方政府及项目建设单位违规征地，截留、挪用和长期拖欠农民征地补偿款，损害农民利益。

1.15个项目未经审批占用土地或违规多征土地10.29万亩，改变土地使用性质或未按规定复垦1370多亩。如2001年8月开工、2002年10月通车的北京六环路胡各庄至西沙屯段，建设时征地6817亩，但北京市政府迟至2003年才向国土资源部申请征地审批。贵州省遵义至崇溪河高速公路批准用地1.04万亩，实际征地1.77万亩，多征了7300亩。四川省广安至南充高速公路项目至审计时尚有263亩土地未复垦，其中50多亩已被用于办养殖场，其余土地荒芜废弃。广安市政府违规多征的268亩土地未用于公路建设，其中11亩土地挂牌拍卖，获利600万元。

2.湖北、湖南、四川、云南等14省(区)共21个项目应支付给农民征地补偿费51.7亿元，其中16.39亿元被当地政府及征地拆迁部门截留挪用、长期拖欠或扣减。如武汉绕城高速公路东北段工程征地1.03万亩，其补偿标准应为每亩1.89万元，但实际仅按每亩4800元补偿给农民，共少补偿了1.45亿元。四川省大竹县至邻水县邱家河和广安至南充两个高速公路项目的征地补偿款，被当地政府及其所属部门挪用1.95亿元，占补偿款的46%，主要用于市政工程、开发区建设和政府部门经费支出等。湖南省湘潭至邵阳等3条高速公路的征地拆迁部门在征地拆迁费中列支工作经费1.6亿元，比省政府规定的工作经费标准高出12.3倍，从中挤占1.48亿元，用于购买汽车、发放补贴、奖金等。云南省元江至磨黑高速公路到2005年底已通车两年，但仍有2500多万元征地补偿费未付给失地农民。

(三)部分项目建成后，未达到预期经济效益，难以按期还清贷款。

截至2005年底，竣工通车一年以上的20个项目中，有14个项目实际车流量只达到可行性研究报告预测值的60%，在规定的偿债期内很难还清贷款。如哈尔滨绕城高速公路西段项目自2004年9月通车以来，日均车流量为1761辆，仅为可行性研究报告预测值的13.8%，年收入扣除运营和维护费用后，仅够偿还一个季度的贷款利息。2004年8月竣工通车的吉林省四平至白山高等级公路，92%的建设资金是银行贷款，按年利率5%测算，每年应付利息1.5亿元；该项目2005年通行费收入6500多万元，日均车流量、年收费收入都仅为可行性研究报告预测值的35%。甘肃省国道212线兰州至临洮高速公路2004年通车以来的通行费收入不到同期应支付贷款利息的40%，还贷压力很大。陕西省户县至勉县高速公路已到位资金中，除车购税等中央财政资金11.5亿元外，其余30亿元都是银行贷款，省交通部门承诺用于项目建设的37.7亿元资本金分文未到，预计项目建成后，将比可行性研究报告确定的还本付息额增加67.6亿元。

上述高等级公路项目建设中存在问题的原因主要是：

第一，建设管理体制尚未理顺，改革滞后于发展。目前不少公路项目的建设、筹资和还贷主要依赖政府，客观上加快了公路建设，但也有少数地方政府过度超前建设高速公路，大大超出当地财政承受能力。再有，一些主管部门在项目建设中既是决策者，又是管理者和建设者，项目法人治理结构不完善，加之监督制约机制不健全，极易产生权钱交易、非法谋取部门和小团体利益等问题。

第二，责任追究机制未落实到位。国家对公路项目建设管理有明确的法律法规规定，但一些地方政府及项目建设单位重公路项目建成数量和速度，轻项目管理和群众利益，对历次检查发现的问题不及时纠正、不依法追究责任，助长挤占挪用建设资金、非法转分包、违规征地和拖欠补偿款等违法违规问题发生且屡禁不止。

第三，一些地方政府为了争取立项，在可行性研究阶段高估车流量，夸大预期效益，而公路建成后车流量达不到预测值，导致公路资产利用率低下；一些地方超出本地财力可能建设公路项目，建设中资本金到位率低，不得不大幅增加银行贷款，致使建成后经营收入难以偿还贷款本息。

三、审计建议和整改情况

对审计查出的违法违规问题，审计署依照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及时进行了处理，并提出了审计意见和建议；依法向司法机关、纪检监察部门移送违法违纪案件34起，移交交通主管部门查处16起，已有81人被依法追究刑事责任或受到党纪政纪处分。针对本次审计发现的问题，已建议交通部和有关地方政府及项目建设单位进行整改，依法追究责任；加快高等级公路投资管理体制改革，促进地方各级交通主管部门转变职能；进一步加大对中西部地区在公路建设筹资、还贷、科技创新等方面的支持力度；严格高等级公路建设用地管理，健全征地补偿费包干使用管理办法；建立健全责任追究机制。

交通部和有关地方政府及各地交通主管部门对审计查出问题高度重视，认真督促整改，使多数违法违规问题得到纠正。交通部专门成立了审计整改工作小组，并下发文件要求各有关省(区、市)交通主管部门落实审计意见和建议，完善相关管理制度，建立预防和纠错的长效机制。同时，针对招投标、建设市场监管中存在的问题，修订了《公路工程施工招标投标管理办法》、《公路工程施工招标资格预审办法》、《公路建设监督管理办法》等规范，督促各有关建设单位认真落实交通部《关于在公路建设中实行最严格的耕地保护制度的若干意见》，加强对征地拆迁补偿费使用的监管。

交通部还组织有关部门对审计建议进行了认真研究，并提出了四项措施：一是加强审计查出问题的整改，强化责任追究，逐步完善行业管理体制和运行机制。二是加快公路投资体制改革，强化行业监管和行业自律，纠正个别地方交通部门领导兼任项目法人代表的做法。三是积极采取扶持倾斜政策，在年度建设资金安排上向中西部地区倾斜，安排专项资金用于西部交通科技研究项目。四是加强公路建设征用地管理，严格控制用地规模，协助地方有关部门做好征地拆迁补偿工作，切实维护农民利益。

各有关省(区、市)政府主要领导多次作出重要批示，召开专题会议研究讨论整改意见，努力追回被挤占挪用的资金，撤销了违规设立的机构。各有关地方交通主管部门及项目业主单位按要求成立了专门机构，对有关问题进行了整改。

(一)加强了项目建设管理。针对执行招投标制度不严格的问题，各有关交通主管部门和项目业主通报批评了存在违规转分包问题的单位，已收回中标单位违规获利资金1163万元，其余违规资金正在追缴。对因不具备施工资质能力或偷工减料造成工程质量缺陷的问题，贵州、安徽、重庆、浙江等省交通主管部门依法追究了原承包人的责任，责令其返工，并采取措施予以补救和处置，使项目建设达到设计要求；四川盛青岛市纪检部门正在对有关责任人员进行调查审理；浙江、安徽等省有关部门追究了公路建设中存在幕后交易的相关单位和人员的责任，并收回了违规获利资金；北京、安徽、湖北、浙江等省(市)交通主管部门也颁布相关规定，加强公路建设市场管理。

针对挤占挪用套取建设资金的问题，湖南、广西、内蒙古等省(区)交通主管部门查处了有关单位的违纪违法问题，停办了相关经济实体的经营服务活动，并配合纪检部门将不合法收入予以清退，已收回套取的建设资金3274万元，其余的正在追收。吉林、陕西、广西等省交通主管部门制定了整改方案，已收回被挪用的建设资金7.4亿元，对挤占项目建设成本的4005万元已作调账处理，对属于需要申请调整概算的1.48亿元正在按规定程序报批，已采取措施筹集归还建设资金6416万元。

针对勘察设计失误、违反建设程序等问题，贵州、内蒙古、湖北等省(区)进行了认真核实，除了对为保证工程质量而增加的投资不再追究责任外，对勘察设计失误产生的投资浪费问题逐项进行了整改，已核减工程价款和收回建设资金5.75亿元。

(二)加强了审计查出土地征用问题的整改。北京、贵州、四川、湖北、湖南、云南、内蒙古等省(区、市)政府和交通主管部门认真做好对违规征地和截留挪用拖欠农民补偿款问题的整改工作，有6个项目已补办了征扩用地手续2.28万亩，有2个项目已恢复原使用性质的土地689亩，收回有关单位截留挪用拖欠农民征地补偿费3.96亿元，按规定支付给当地农民征地补偿费1.14亿元，其余土地复垦工作和征地补偿费支付工作正在进行之中。

(三)深化了公路建设管理体制机制改革。交通部将进一步加强公路项目前期工作的管理，加强对公路收费政策的研究，提高公路项目管理和决策水平，逐步探索建立公路可持续发展的运行机制，并对中西部地区公路建设在规划、项目安排、投资标准和年度资金安排等方面给予重点倾斜与支持。黑龙江、吉林、甘肃、陕西等省政府组织有关部门制定了整改措施，加强了对工程可行性研究的管理。